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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春生：古籍文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文化资源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它关系着中华文脉的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民族古籍文献是中华各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而言，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古籍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与汉文古籍文献交相辉映、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文化自信的根基。

民族古籍里有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也有积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民族古籍文献记录了各民族巩固边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载了各民族拥护历代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治理与互动的历史；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古籍也承载了中华文明的精粹，其中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是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传承文明，以及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挖掘好、使用好民族古籍文献资源，有助于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广泛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共识。

海春生：民族古籍文献种类繁多、卷帙浩瀚，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从文种上来讲，有藏文、回鹘文、察合台文、八思巴文、蒙古文、西夏文、满文、纳西东巴文、彝文、古壮文、傣文、水文等民族古文字书写的古籍。从内容上来说，涉及政治经济、人文历史、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天文历算、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从古籍装帧形式上而言，有梵夹装、线装书、经折装等。版本上有手抄本、木刻版、铜版书等。就载体而言，有金石碑刻、纸质文献、简牍文献、壁画题记等众多类型。特别是《五体清文鉴》(满、蒙古、汉、藏、察合台文)、《西域同文志》(满、蒙古、汉、藏、察合台、托忒蒙古文)等多文种合璧的古籍文献，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典籍文献之美，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历久弥新，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在民族古籍文献中得以全面展现。从纵向角度看，中华民族历代更迭的基因中体现着对中华文化内核的认同和统一精神信仰的追求，为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奠定了根基。而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和继承中不断吸收和转化、创新，又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丰富。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民族古籍文献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所记载的先贤哲人的思想回答了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我们有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古籍和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并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科学的态度，认真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工作，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努力做好“第二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海春生：民族古籍文献在保护和传承中的确存在一些困难。比如，相对于绵延2000余年的汉文古籍整理而言，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起步较晚，由国家主导全面系统开展的工作不过40余年；民族古籍研究利用涉及文种较多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特别是一些“死文字”，识读难度极大，这对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很高，而这方面的人才也相对短缺。国家对这些现实问题十分关注，这些年投入很大，也制定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政策举措，使得这项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

在信息化、数字化、大数据背景下，民族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它改变了传统纸质版的阅读和传播方式，将海量文献通过数字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通过网络及电脑、移动端等各类电子产品使束之高阁的典籍文献触手可及，推动了古籍阅读和使用的大众化，是民族古籍文献“活起来”的重要手段。另外，民族古籍文献数字化是延续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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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澳门新葡澳京威尼斯，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与此同时，台风“康妮”也在逐渐增强并靠近中国。中央气象台预计，“康妮”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强达超强台风级(52至58米/秒，16至17级)，将于31日中午到傍晚在台湾岛东部沿海登陆(45至52米/秒，14至16级，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尔后穿过台湾岛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不排除登陆或擦过福建和浙江沿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