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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余华英拐卖17名儿童的事实清楚。余华英有预谋的拐卖儿童，在贵州省、云南省、重庆市伺机寻找儿童和作案时机，作案后快速转移儿童，到邯郸市通过中间人卖出，作案模式高度一致，通过长期多次拐卖儿童，形成了拐卖儿童的完整犯罪链条。在案的证据被拐卖儿童的生父生母关于孩子被拐走的陈述、被拐儿童养父养母关于收买孩子的证言、被拐儿童与生父生母的DNA比对鉴定、被告人余华英拐卖17名儿童的供述、同案王加文的供述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余华英伙同他人从1993年到2003年期间，在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市、安顺市、都匀市，重庆市大足区，云南省丽江市、大理市通过租房等方式物色儿童，以购买零食、玩具等方式将17名儿童拐走贩卖。在案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二、余华英拐卖谌江华犯罪既遂。被告人余华英与龚显良以出卖为目的将谌江华、谌江海从安顺市拐骗至贵阳市，因认为谌江华年龄大不好卖，因此将谌江华留在贵阳市火车站附近游戏厅，后谌江华被市民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将谌江华送回安顺家中，余华英将谌江华从安顺拐骗至贵阳，谌江华已经脱离父母的监护，在余华英及龚显良的实际控制下，拐骗行为已经完成，拐卖儿童犯罪既遂。

五、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17名，造成12个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17名儿童的父母为寻找子女多年来颠沛流离，在寻找未果后有的父母抑郁而终，有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被告人余华英虽然当庭认罪，有坦白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余华英在拐卖儿童过程中是否存在虐待儿童的行为无充分的证据证实，不宜认定，但不影响对余华英的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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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还有1953年至1956年在莱比锡任教的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赵瑞蕻与次女赵蘅互通家书8封。展览现场，赵蘅向来宾们介绍了家书背后的故事。当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赵瑞蕻被选派赴莱比锡大学(旧名“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言系任客座教授。在德国任教的前三年，赵教授与家人鸿雁往还，留下了那个时代家人之间交流的轨迹，反映了当时中国和民主德国的社会状况、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两国人民的友谊。1956年，11岁的赵蘅和弟弟随母亲来到莱比锡跟父亲团聚，共同生活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