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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教授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就《中华文明的形成》相关学术观点进行解读指出,早期中国共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统合形成“一元”的“敬天法祖”信仰,又分解为“天圆地方”“天人合一”“和合大同”等共同的文化基因,同时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路径或子模式,并发展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多层次“一体”文化格局。

早期中华文明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从根本上与史前中国相对独立又广大多样的地理环境有关。“相对独立”既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一体”性,也决定了其“开放性”,使其有机会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发展自身;“广大多样”既保证了一个伟大文明必须具备的足够大的地理空间,也使中国文化具有“多支”系统,拥有变革的多种可能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韩建业表示,具有“一元多支一体”格局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至今,既不同于西亚、希腊式的“城邦文明”模式,也不同于社会文化高度同质的“埃及文明”模式,而是将具有共同基础(“一元”)的多个支系的区域文明社会统一起来形成的特殊文明,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这是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跌宕起伏仍能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古史传说中的中华先民,远以伏羲女娲为祖,近以轩辕黄帝为宗。韩建业认为,考古发现不断证明,文献记载和传承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有真实历史背景:距今8000多年中华文明起源之初大致对应伏羲女娲时期,距今7000年至47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大致对应黄帝炎帝部族发展壮大期,距今4700年进入轩辕黄帝期,4000年前进入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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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彼得:“人权”一词的标签可能各不相同,但内涵都是一样的。中国古代思想流派纷呈,但其主要关注点之一都是对人的保护和爱。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对政府持不同态度的儒家和道家都关心整个社会的福祉和良好运转。善治和落实人权的第一个前提是强调每个人的自我完善,第二个前提是包括基层在内的所有人必须过上富裕生活。

中国人权的一个核心思想可见于儒家经典《礼记》,其中提到:“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这句话也被《康熙字典》引用,以解释“仁”字。要理解这句话的正确含义,必须分析“仁”字。它由“人”和“二”组成,表达的是一个人对其旁边的人、同伴或邻居的态度。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认为,“仁”即“亲善”“仁爱”,并引用道家哲学家庄子的“爱人利物谓之仁”加以阐释。

《世界人权宣言》的创立者称,该宣言源自18世纪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思想,一些西方国家现在依然这样说。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全面、失之偏颇和错误的。各类中国典籍更早出现许多相应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不难发现,中国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善治理念和智慧。其中许多思想可能以不同的名称出现,但其内容与《世界人权宣言》的理念相同或接近。它们不是来自司法框架的法律,而是作为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义务向统治者提出的。

贺彼得:总体而言,人权涵盖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在西方的人权概念中,后者有时被过分强调。甚至个人触犯了法律红线,偶尔也会在人权的保护伞之下获得宽大处理。大多数西方国家有严格的禁毒法律,但他们有时候却对消费者和供应商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这种宽容以个人自由为借口,不管这种自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多大危害。中国的观念恰恰相反,国家首先努力改善民生。如果一个人仍然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其理论上可以享有的所有自由又有何用?